普林斯顿的职位

1997年3月27日下午，在纽约市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我接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汤姆•西尔哈维（Tom Silhavy）的电话：“一公，我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全体教授一致同意为你提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

我喜不自胜：“太好了！”

汤姆接着说：“我们将很高兴与你讨论如何建立你的独立实验室的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在7月1日前回复你是否接受这个职位。”

我想也没想地马上回答：“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个职位！”

汤姆似乎很意外听到我直截了当的当场回复，竟不知如何反应。他迟疑了片刻才提醒我：“好的，一公，请再考虑一下。你可以用这段时间来与我们谈判有关你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等问题。”

那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我把好消息与我的博士后导师尼古拉•帕瓦拉蒂奇（Nikola Pavletich）和实验室的同事们分享。

尼古拉善意地告诫我：“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就接受这个职位。你要利用你的这段时间来达成最好的协议。”尼古拉故意在“不”上加重了语气。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拿到职位后争取更好待遇的重要性，但普林斯顿大学是我梦幻中的学术圣地，怎能在这种地方讨价还价呢？！这是我的性格。更何况，拿到这个职位实在是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工作面试——我事先是作好了失败准备的。

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共有两个助理教授的位置，却有400多名年轻的博士后科学家申请。经过层层筛选，普林斯顿确定了6个面试人。

2月27日，作为6人中的一员，我最后一个到普林斯顿面试。

到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我既紧张又激动，2月26日一晚上基本没能睡着，脑子里一遍遍全是精心准备的介绍自己科研进展的幻灯片。

2月27日，我早晨6点起床，赶上了7点从纽约宾州火车站开往南方的火车；7点50分抵达普林斯顿；9点整开始面试。

上午，我分别与4位教授举行一对一的每人45分钟的面谈，其中一人是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因为我已经对他们的科研事先有所了解，所以面谈还算顺利。但在认真讲述了她的科研进展后，雪莉很意外地考了我一个相关问题。我极为紧张地思考后作了还算得体的回答，她点头称对，我才收了一身冷汗。

中午，与几位博士生共进午餐。

下午1点30分，又与3位教授进行面谈。其中，第一位是时任系主任的汤姆•申克（Tom Shenk），第二位是前系主任、后曾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阿诺德•勒文（Arnold Levine）。

下午4点整，我在分子生物学系报告厅作了50分钟的学术报告。我发挥得很好，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回答问题时已经完全自信。原定晚餐由汤姆•西尔哈维和另外两名教授参加，在我的学术报告后，汤姆•申克和阿诺德•勒文两位重量级教授临时决定与我共进晚餐。而且申克很有暗示意味地对我说：“我认为你将成为普林斯顿的一颗超级新星。”

晚餐安排在普林斯顿小城著名的法国餐馆Lahiere’s餐厅。勒文介绍说，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22年中最喜欢的餐馆。申克则指着一张爱因斯坦挂像下面的桌子说：“几年后，如果我邀请你在那张桌子上共进晚餐，意味着你就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了。”晚餐聊得很开心，根本不像是面试的一个环节。

当天晚上我下榻拿索酒店（Nassau Inn），由于白天面试的顺利，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直到凌晨4点多才入睡。

第二天，我继续与8位教授一对一面谈，包括后来接替申克做系主任的林恩•恩奎斯特（Lynn Enquist）和199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威萧斯（Eric Wieschaus）。由于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午餐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居然在与威萧斯面谈时差点打盹，害得我红着脸坦白没有休息好。面试直到28日下午4点结束，也结束了持续整整两天的面试。

老实说，第二天的感觉远不如第一天，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不安。还好，最终我拿到了这个职位。

两句终生难忘的忠告

尽管我可以在1997年夏天开始在普林斯顿的独立实验室工作，但我选择推迟6个月，在1998年1月才正式报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完成我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也让自己作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觉诚惶诚恐，不知今后几年的学术生涯能否继续自己博士阶段和博士后训练的辉煌。

申克和勒文对我各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至今想与每一位年轻独立研究员分享的忠告。

和每一位刚刚开始独立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一样，我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申请到科研基金，尤其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项目经费；这种担心对英语为非母语的外国人尤其真实和迫切。

1998年1月，初到普林斯顿，我对申克表达了这种担心。申克回答道：“一公，请专注于你的研究，只有当你有重要的初步结果时，你才去申请NIH的经费。如果你没能获得任何外部经费，但在作出色的研究，我们会支持你，请不要担心。”申克的这句话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只要我的科研出色，即使拿不到外面的经费，系里也会支持我！

不可否认，每一位助理教授都对能否拿到终身教职耿耿于怀。我也一样，从在普林斯顿正式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常常想这个问题，而且常常想得很紧张。

在1991年至1997年的6年中，7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试图在分子生物学系拿到终身教职，可惜，只有1位成功，其他6人都被迫离开普林斯顿另谋他职。

勒文看透了我的担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公，你这么想：如果你能在未来5年中重复你在研究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记录，那么你就能在普林斯顿或任何美国其他顶尖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如果说申克的表态打消了我对申请基金的担心，那么勒文的忠告则让我看清了为拿到终身教职而需要努力的目标。勒文进一步提醒我：“不同之处是，你过去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时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但现在你有整个实验室的人在帮助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获得终身教职并不是那么难的事。”

这句话让我信心充足。的确，我至少会有三四个人的实验室，加上我，如果这么一批人在一起还不能重复我一个人做博士生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分量，我也太笨了，不值得成为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

勒文又对我做独立研究员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前三年中，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博士后。你必须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科研课题，同时指导你的学生。这样，你的研究就能立即起飞。”

我完全接受了勒文的建议，不仅天天在实验台上做自己的课题，还尽全力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作研究，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局面。

仅用三年时间，我就顺利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庆祝我顺利晋升终身教授的聚会上，勒文又一次忠告我：“我知道，你在实验台上努力工作了三年。现在，你的实验室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你需要转换重心，从以在实验台研究为主转到以指导管理为主。有些人相信，我也同意，在做独立研究员5年后，如果你还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台上，那么这并不会让你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

当时，对这条建议我从心里有点不认同，但回望过去十几年的科研经历，这个建议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清华年轻独立研究员的忠告

对每一位刚刚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或医学院建立独立实验室的年轻独立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忠告：至少要在前三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博士后，身先士卒，尽全力在实验室作研究，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帮助训练培养博士生、实验员和博士后。只要能够重复你们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的辉煌，你们就不愁在清华拿不到终身教职！

当然，我也有信心自己可以像申克和勒文一样，做好对年轻人的支持工作。只要你们做的研究工作出色，即使在外面拿不到经费，清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们！

我还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作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

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与所有的年轻独立研究员共勉！